南桥:杂乱并非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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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桥:杂乱并非无益

纽约百老汇大街有两家书店,门对门。甲书店上了一套昂贵的存书管理系统,当然,客户来找书,一找就能找到,书店把系统很当一回事。乙书店你一走进去,感觉乱乱的,根本没有分门别类,也没有电脑系统管理。几年后,居然是甲书店倒了,乙书店还活得好好的。这就是《杂乱并非无章》(A perfect mess: the hidden benefits of disorder)一书的开头。

怎么会这样?你或许会问。确实是这样。我的一个老师Jerry曾经说过,90年代在质量管理方面得奖的很多企业都破产了。他还说,ISO体系,是欧洲人要把美国企业搞垮的一个秘密武器。

我们活在一个非常杂乱(messy)的时代,事实上这个世界根本上都很杂乱,不论是上帝创世,还是盘古开天地,太初都是混沌的。后来有了秩序,人又给搞乱,于是上帝发洪水,让一切重新开始。后来又乱掉,又整理…作为人,我们能力有限,缺陷众多,越整理越杂乱,越乱越要整理。

在我们周围,很多声音在告诉我们要整理,要规划,要部署,要流程改造,要上工作流软件,要上CRM(Customer Relations Management), 要上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将人从杂乱带往清晰,从无序带往有序。可惜有些系统理念上高效,实际上低效,甚至反效率。其原因也不难想象,比如它制造了很多关于工作的工作(work about work),而不是帮助你做好工作本身。为了维持它,你得花费人力、物力、财力,去调整其它系统,安排人员培训,适应这些系统,到最后不是系统为人所用,而是人为系统所用;不是狗在摇尾巴,而是尾巴在摇狗(Tail wags the dog)。如果不良商人卖给你的,是一个漏洞百出的系统,那就更是噩梦了。一句话,可能大家是在花钱买罪受。

看《杂乱并非无章》书后,我拍胸叫绝,一声长叹:若果如此,大家还ER个P啊!杂乱,无序好了。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号称能够帮助我们整理时间、办公室、工作流程、甚至组织未来的人。美国有一个协会,名叫奶泡协会(NAPO,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Organizers),有几千会员,你可以花上两个小时时间,和279块钱,参加其网络课程,学习如何管理时间。

当然,你也可以花两天时间,几千块钱,参加一个培训机构的时间管理课程。你还可以花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块钱,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重新整理你的机构,让机构更为有效,时间的使用更为有效。最后你想,一分钱一分货,得,我花几百万算了,时间就是金钱,花几百万块,几年时间,学习如何缩短流程时间,如何提高效率,多好!那头的顾问笑眯眯问: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钱顺便数一下?否则我们数钱的时间另外收费。

并非秩序都是坏事。人生活的本质,就是我们不断在杂乱和秩序之间游移。希腊神话里有两个神,一个是酒神,一个是日神。日神叫你收敛,酒神让你张扬。日神叫你整理,酒神叫你创造。日神让你收拾,酒神叫你扩展。日神让你服从规则,酒神让你制造例外。

生活仿佛就是二者不断的较量和更迭。可是也有一些人走向了两个极端,太乱不是好事,生活得昏头昏脑,成天看着美女撞着电线杆,或者看着电线杆撞美女当然不好。太过整饬也不好。人得中庸。中庸不是平庸,而是一种莫大的智慧。我想我目前还比较偏激,还达不到这境界,我的偏激就是不喜欢太过整饬的工作环境,或者人。有的人活得太整齐,太有条理。他们工作中西装笔挺,井井有条,回到家也有规有矩,从星期一到星期七,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内裤有序更换。这种人我敬而远之。

我发觉我的朋友中多半是一片杂乱的,神不守舍的,心不在焉的人,比如汪教授,我记忆中的他饭票撒得到处都是,裤腿一高一矮,他最后痛下决心,去学档案管理,我看学了也白学,目前仍旧一片杂乱。

一些所谓高效能的人不仅处事高效,待人也高效,不允许一点旁枝末节,对自己无用的人,他会毫不犹豫地甩到一边。因此,messy一点的人通常比较温暖而宽厚。Organized的人则冷酷而市井。当然,这都是规则,例外到处都是,就如同世界上也有憨厚的瘦子,刻薄的胖子,仁慈的商人,邪恶的教师,不贪的官员,不色的男人,不好购物的女人(应该在哪个未被发现的大陆上存在着)一样。

和我们通常所持的偏见相反,真正高成效(effective)的人未必依赖高效率(efficient)的程序和规则。你可能会觉得加州州长施瓦辛格是个有秩序的人。媒体都以为他和其他州长一样,每天活动非常完好地填在日程表上。其实不是,影星出身的施瓦辛格根本没有日程,你要找他,临时打电话好了。他有时间会立刻给你安排见面。没时间你换个时间再打说不定就可以。可能是受动作片演员生涯的影响,施瓦辛格讲究的是即兴发挥式(improvisational),灵活式(flexible)的效率。可是话说回来,如果他的助理也一样即兴发挥,可能立刻就被炒鱿鱼了。因此,参加时间管理最多的是一些行政助理人员。领导则要学习如何创造,如何得到创意。

创意怎么来呢?为什么所有的创世神话,和神的话之中,太初都混沌呢?混沌不仅是创世的前提,也是很多创意的源头。

越来越多的知识行业的工作者,也需要杂乱带来的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曾经看过一句话,说:“如果桌子上一片杂乱就说一个人思维混乱的话,那么桌子上一片空白又说明了什么?”我们办公室有个家伙,桌子上的纸越堆积越多,后来在桌子另外一头又堆了一堆,结果两边纸对着长,就如家乡神话中所说的两座比高的山。斯坦福一个教授,办公室乱到能找到纸找不到人,学校实在没有办法,给另拨了一办公室,好让他自己平时埋在纸堆里,见学生的时候去另外一个办公室。高校不大在乎这杂乱,因为做学问搞研究需要这些。企业崇尚所谓“无纸化办公室”,然而杂乱一点,也大有好处,例如:

完整(completeness: awash in useful mess):一般的商店分门别类,根据市场的热门需求,卖时下畅销的产品,可是卖五金百货的Harvey就不一样,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比如防洪器材,这些器材或许两三年卖不了一件,可是一旦真的发生了,便一销而空。因此,没有被各种各样库存和物流系统玷污过的Harvey,居然越做越好,把一些管理现代化的商店给打败了。分门别类不是什么好东西,不妨想一想Yahoo和Google的不同命运吧。Yahoo做搜索,很强调分类。结果却被什么都能搜的Google甩到后面。

共鸣(resonance: in tune with the external):杂乱的系统更容易让一个系统和外界社会发生和谐关系,如果整理过度,会让系统与外界隔绝(Neatness tends to insulate a system from and remain at odds with such influences.)创意的产生,和杂乱大有关联。科学到了顶尖境界,并非一些科学教宣扬的那样是遵循科学方法的结果,而是在思维的持续关注过程中,偶尔在杂乱中找到了一些规律。比如在乱糟糟办公室中发现青霉素的弗莱明,比如杂乱之教父(godfather of disorder)爱因斯坦(想想他的头发和胡子吧), 比如在苹果树下被砸出了力学定律的牛顿。当然,这些人精神都长期灌注于一件事上,故而能乱乱的环境中偶尔开悟,这种现象学名serendipity。如果你没有这种持续的关注,和事先的知识和学科素养,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灵光一现的serendipity。你让我坐在苹果树下,你去摇,让苹果噼噼啪啪雨点一样掉在我头上,我也不会发现出什么定律来。一个人有心,能在杂乱中发现关联,灵感的星星之火,会在他的头脑中成燎原之势。

发明(invention: creative disorder): 很多大厨做饭,发明新食谱,都喜欢把大量佐料摆出来。过度整洁,会限制新奇的产生(neatness tends to limit novelty and the unexpected and sweeps them aside when they do occur.)爱迪生在找到钨丝之前,就到处乱找,用了包括纸张、棉花、竹子在内的无数材料,这些实验中他自己的实验室都着火烧掉了。

效率(efficiency: a messy route to the target): 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搞不赢,其敌人是恐怖分子和所谓“反叛者”(insurgents),照说小布什还是MBA呢,问题坏就坏在这里,一个学了MBA的人,怎么去对付根本不按规矩出牌的人?古时候打仗,熟读兵书的赵括按兵书打,结果惨败。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战役,反而是出奇制胜。打仗就是这样,战况随时在变,你不可能一成不变,希望敌人恰好按照你的计划,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出现在某个埋伏 地点。这不叫打仗,这叫双规,叫法办。我觉得我们过度相信诸葛亮式的 “神机妙算”这真不是什么好事。21世纪什么最贵? 是有所准备,却又能灵活应变的人才。

连幽默都是这样,别人能想到的状况不能成为幽默。世界上没有一种整整齐齐的,按部就班写出来的幽默,就如同作协很难产生出伟大作家一样。幽默是一种惊喜,是对思维的奇袭,是思路的瀑布,是文字的急转弯。

健康(Robustness: well-rounded strength): 为什么我们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其实好吃的东西,都是在乱乱的厨房做出来的。中国的医学没有美国发达,环境也没有美国好,如果这些条件扯平,那么中国人一定比美国人更健康,因为我们吃得杂。比如美国吃一头牛,身上很多部位都给扔掉。中国人就不同,牛鞭都能做成汤。当然也不能太杂,连果子狸都吃。

总体上说,一个乱的系统,往往更接近自然的生态,故而比一个整饬有序的系统更为健康,就如同美国猪,一定没有中国农村放养的土猪好吃。顺便说一句,作为前黑猪帝国的创办者之一,我一向鄙视工业化养猪场用工业化程序养出来的猪,抗生素使用比较多,味道也不大好。我建议大家少吃进口美国猪肉。

写到这里,本文已经全部乱掉。What a perfect m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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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致命的速度,透视全球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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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致命的速度,透视全球高铁

关于“高速铁路”的国际定义十分复杂。欧盟将高铁定义为“通过改造原有线路使其设计速度达到200km/h,或新建线路的设计速度达到250km/h的列车”。美国铁路署的定义是“超过201km/h的快速列车”,而美国联邦铁路管理局则认定177km/h以上就算高铁。除了速度标准以外,还有轨道浇筑方法、通信方式等一系列的要求。现在在世界很多地区运行的“高速铁路”,严格来说都没有达到标准。例如,结束日本“新干线”47年无死亡纪录神话的“稻穗14号”,其最高设计速度只有120km/h,事故时速度为100km/h,它只是暂时运行在新干线路段上的特急电车。在此,我们不妨用一个非严格意义上的“高速铁路”概念,来透视“生命不能承受之快”的全球高铁事故。

无论是美国把“13条安全条例”作为国家高铁竞标的准则来严选承建者,还是日本在铁路事故后巨细无遗地分析原因、追溯过程、审查责任人,都在强调安全抵达是铁路交通的第一要务;无论是德国ICE在埃舍德事故后72小时的不间断搜救,还是英国铁路事故后为了防止火灾发生的电子红外线搜救,都告诉世人,不遗余力地抓住生命的一丝希望,是灾后的重中之重;无论是德国迅速撤换所有列车轮圈,还是英国长达一年半的全境内更换轨道工程,都显示了不给事故留下再次发生机会的坚定决心。关于高铁,中国还需要更多时间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也需要积累更丰富的操作和管理经验。跳跃式的发展节省了时间,却无法换回生命的延续。

美国:“13条安全条例”

“你可以听到整个日本国都发出了一声‘啊?!’”日本媒体在2011年年初这样形容国民得知“新干线”被踢出承建美国高铁候选名单时的惊讶。作为世界领先的高速列车,日本的“新干线”、德国的ICE和法国的TVG参与了这次竞标。其中,“新干线”更有着“建成以后47年没有重大事故”的神话般优势。然而在美国高铁竞标的第一轮公布“13项安全标准”后,“新干线”就黯然离场。13条要求中的1条是:如果一辆高速列车以32km/h的速度追尾静止的前车,高速列车的全体乘客必须无人身伤亡;如果高速列车与装载18吨货物的货车相撞,列车引擎不能报废。

对此,日本民众称,我们的高铁从来都不和货车同一轨道行驶,哪里会考虑与其相撞的问题?JREast(东日本铁路公司)回应媒体时也说道:“‘新干线‘之所以达到平均300km/h的速度,是因为其车体较轻,节能省油;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建造稳、重、快速的高铁,那我们造出来的就不是载客的列车,而是油罐机车了。”美日两国高铁建造的标准相差之大可见一斑。

事实上,关于“美国是不是需要‘那么快’的高铁”的辩论,从来都没有停止。2011年7月,《华盛顿月刊》发表了著名记者菲利普·朗曼的文章,说自己在德国带着比较的目的,乘坐了高速ICE和老式的“子弹头”列车后,感觉后者才是奇爽无比的,并且强烈质疑“足够快的火车”(Fast-enough train)的定义。

美国交通部在竞标时表达的各种担心,透露出一个信息,人们在看惯了UIC(International Union of Railways,即“国际铁路联合组织”)那2万字的赞誉报告(对高铁的高效、节能、环保、稳定等充满溢美之辞)后,应该保有一定的警惕。美国人直率地掀起了地毯,人们便惊奇地发现下面真的藏着蟑螂。

日本:“玩忽职守”当入罪

2005年4月25日,日本JR福知山线一辆从宝塚开往同志社前站的电气化列车,因欲追回误点的时刻而来不及在弯道上减速造成出轨,列车与一辆汽车相撞后,冲入一座9层公寓楼的底部,造成第一车厢与第二车厢全毁,107人死亡,450多人受伤。这辆由JRWest(西日本铁路公司)开发的标准通勤型207系列车,其设计最高时速为120km/h。事发路段道口的时速则限制为70km/h,而火车当时却达到了133km/h以上的速度。

福知山线这起重大惨剧,让一向以铁道技术上乘为傲的日本民众大为震惊。一时间,媒体和民众提出了各种质疑,不断追问埋藏在事故下面的社会、法律和技术等多方面的深层原因。

事后调查发现,驾驶JR福知山线事故列车的23岁的司机,仅仅因为在前一站迟到了90秒,随后便开始了超速的追赶。实际上,在日本的6个铁路私有公司供职的司机,都在过分紧张地盯着列车时刻表的压力下工作。23岁的火车司机在出事之前,已经因为一次延迟抵达被扣了奖金。正如日本地铁联合工会副主席评论这起事故时所说的,“JR福知山线事故是日本大资本公司高压管理的悲剧。”

尽管如此,日本迅速组织起来的调查局在事故后的表现还是堪称出色。福知山线事故调查花了55天的时间,这条线路被坚持停整了两个月,给出了详细的原因和问责报告,原西日本铁道公司的会长井手敬二任期内的所有事故得到清查,现任与前任几位社长均以“玩忽职守、忽视安全罪”被起诉。

英国:瓦解铁路网络公司

1999年10月5日,伦敦以西的帕丁顿,一辆运送柴油的货车错过了红色危险信号灯,和一辆高速列车迎面相撞,两辆车相加速度达到210km/h。因为货车装载柴油,所以高速列车的前部几乎被燃烧殆尽,导致31人死亡,245人受伤。

表面看来,货车的司机当然负有最直接的唯一责任。然而,随着调查的逐渐展开,英国的公共调查组发现这位隶属于泰晤士列车公司的司机,才刚刚拿到行驶执照13天,而且他的考试卷上既没有他的签名,也没有说明通过与否的成绩。他所受到的培训里根本没有行驶复杂轨道地段时如何理解信号灯方面的内容。

另外,英国铁路网络公司的信号灯因为年久失修,已经很难被火车司机在稍远处辨认。再者,在这个地段根本没有防止意外事故发生的紧急手动闸。2004年4月5日,泰晤士列车公司被处以2000万英镑的巨额罚款。2006年10月31日,英国铁路网络公司被处以400万英镑的罚款和被要求支付225万英镑的维修费。

不过,这间英国铁路网络公司的列车,在随后的一年,又发生了严重事故。2000年10月17日,英国城际GNER225号,在离开哈特菲尔德车站13分之后,在时速185km/h的情况下,5节车厢中的4节脱轨,4名乘客死亡,70余人受伤。整个车体被分成了两断,受损最严重的是餐车。事后,当时停留在餐车的幸存者告诉BBC记者:在那么快的速度下,餐车就像个沙丁鱼罐头被瞬间掀开。是的,整个事故的发生历时17秒。事故发生后,60名专业消防员快速将困在车内的乘客解救出来,以防止火灾发生。

经过调查,事故原因被定为“钢轨接触滚动疲劳”。轨道在承载车轮高速碾压超过一定次数之后就会有裂痕,而哈特菲尔德车站外的钢轨上的裂缝多达300多条。而在事故之前,英国铁路网络公司就已经得知此事,可笑的是,替换轨道被运送了多次都没能抵达正确的路段。

这起事故之后,长达一年半的铁轨更换、火车限速工程在英国境内全面展开,铁路网络公司要支付7.33亿英镑的维修和赔偿费用。同时,该公司赔偿给每位死者家庭100万英镑的抚恤金。2003年,负责铁路建设和监察的两家公司,以及6位个人,被提起公诉,公司被迫瓦解,英国铁路网络公司先是被非营利组织代替管理,后收归公有。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快”

2010年10月,丹尼尔·华盛顿主演的《危情时速》在大陆上映。这是一部根据2001年5月15日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电影。当时那间铁路公司为了降低成本而雇佣没有经验的驾驶员,逼迫资深的驾驶员工退休。然而,年轻的火车司机离开驾驶室时并没有拉下动力闸,让一辆满载22节石碳酸的列车CSX8888,处于“无人驾驶”状态,以106km/h的速度狂奔了2个小时。有影评说这是一部让人感觉不到时间流动的电影,100分钟一眨眼就过去了。

事实上,真正让人感觉不到时间流动的不是看电影,而是坐在350km/h、已经超越声速的高速列车之上。1998年6月3日,一辆运载287人的德国高铁(ICE)在下萨克森州埃舍德镇附近脱轨,3分钟内造成101人死亡,105人受伤,其中88人重伤。在100秒内,遇难者跟着火车突然从时速200km/h剧减到0km/h,冲击力相当于从160米的高处坠落,从生到死,竟然没有什么时间的缝隙。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写道:“人类之时间不是循环转动的,而是直线前进的。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不可能幸福的缘故,因为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或许,人,有时对于幸福的要求,并没有贪婪到要求时间可以循环、人生可以重来的地步。有种幸福,就是让生命在简单的线性时间里延续,不会随机地戛然而止。这种幸福叫安全。2772

刘瑜:精确的与更精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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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精确的与更精确的

自从做了近视眼手术,我的世界变精确了。

之前,我看不见starbucks的小黑板上写着什么,所以多年以来一直持之以恒地点红茶,现在我可以瞪一眼头上的那个牌子,然后挨着个点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chai tea lattee什么的。又比如,之前我看不清电视字幕,很难用读字幕来弥补听力的不足,现在我可以读字幕了,而且沮丧地发现,凡是那些你听不懂的话,其实你也读不懂。

我喜欢精确。我觉得一个聪明的人,实际上就是一个会精确地思考的人。而所谓文采,就是能够精确地捕捉词汇去表达想法。

科学是精确的。古时候,人们只知道早晨太阳出来了,现在人们可以说,早上六点一刻太阳出来了。古时候,人们只知道今天很冷,现在人们可以说,今天是零下10摄氏度。精确的知识才能够得到积累,能够得到积累的知识才能进步。否则,大家都停留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样看似高深、但实际上非常不精确的判断上,两千年前这样说,两千后还是这样说。

有的时候,我疑心东西文化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一个“追求精确”和“沉溺模糊”的差异。这从东西的哲学、绘画等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出。甚至对比“国家”和“天下”这两个概念,都可以看出,“天下”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国家”对边界、人口都有清晰的定义。最后“西风压倒东风”,很大意义上就“西风”将一个模糊的政治实体转变成一个精确的政治实体的过程。同样,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精确化”的胜利――产权从一个模模糊糊的“集体”、“全民”慢慢地精确到一个一个看得见、找得着的实体或者个人。

当然,我自己就是东方人,虽然有时候企图精确地思考、精确地表达,但是更多时候是沉溺于模糊。原因当然很简单,从模糊到精确,做一个模糊的判断,只需要一个灵感,而要把它精确化,则是一个技术活。你想想,把一个模模糊糊的地球精确成一张经纬分明、地形地势清楚的世界地图,这其间有多少人的探索、血汗甚至牺牲?“东西文化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一个“追求精确”和“沉溺模糊”的差异”,这样一个印象主义的判断,如果是一个美国社会科学的教授,他立刻会冲上来问:What do you mean by 精确? What do you mean by 模糊? what do you mean by 追求? what do you mean by 沉溺?What do you mean by 很大程度上?你如何measure 精确与模糊?你指的是哪个方面的精确与模糊?……然后我很快就蔫了,然后我很快就觉得思考的乐趣全没了。

我就是这样慢慢丧失对社会科学的兴趣的。我以前以为做所谓的社会科学,真的象传说中的那样,每天坐在窗前紧缩眉头做思考状,所以屁颠屁颠地就跑来做了。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做社会科学,至少在美国,你用在窗前思考的时间,只是占你整个精力的10%,90%的时间你都是在通过找data,manage data,读文献,查证evidence,梳理逻辑,玩定义,交代data以及操作data方法的可靠性,将你的“灵感”精确化。以前只有经济学这样,现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都这样了。

好比你要制作一个凳子,设计那个凳子的时间可能只占10%,其他90%的时间要去砍树、刨木头、安装椅子、上漆、雕花……那90%的奔波早就把那10%的乐趣给扼杀了。

我知道偷懒不好,但是我满足于印象主义的灵感,沉溺于印象主义的灵感,所以我的结论是,我其实并不适合做社会科学。

有的时候,我觉得中国人不善于analytical thinking、而习惯于general thinking的一个重要根源,其实是我们的语言。中文的语法结构里面没有定语从句,就是状语从句、补语从句,都用得不多,这就限制了我们精确地表达的能力。当然,这又是一个印象主义的判断。

前两天我在mitbbs上看人吵架。事情是这样的,MIT有一个研究日本历史的教授,他的一个研究课题是日本19世纪末期的版画,而那些版画中有很多日本人屠杀、羞辱中国人的内容。那个日本教授要主持一个这些版画的画展,当然配上了他的很多文字说明,来展现当时日本政府和人民的军国主义心态及其演变。这件事情,在MIT引起了轩然大波,无数中国愤青愤怒声讨教授“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说实话,我却觉得莫名其妙: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并不等同于他的研究对象的态度,这不是常识吗?如果一个人关注什么,他就和那个被关注的事物同流合污了,那拍“辛德勒名单”的Spearberg岂不是因为拍摄犹太人被屠杀、被羞辱的电影而“严重伤害勒犹太人的感情”?要我看,这又是愤青思维极其不精确的一个表现。

当然,精确也有不好的地方。追求精确的前提,就是假定一切都是可以被精确化的,而这个假定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有很多时候,世界、生活、感受的流动性是拒绝被精确化的――也许是因为有些东西永远无法被measure,也许是因为它总是在变化。我以前问一个朋友,你到底爱不爱你老婆?他说:说不清,昨天爱50%,明天爱70%,上午爱75%,下午爱83%。看,爱就是一个无法被精确化的东西。还有的时候,精确化是对灵感、对美、对胃口的伤害。比如,我吃这个冰淇淋就可以了,你干嘛非要告诉我里面有150个卡路里?又比如,我知道我眼角有皱纹了,可是做了眼睛手术以后,我现在连有几条皱纹都可以数得出来,这也是完全不必要的精确。最可怕的就是我一个朋友,他这样跟我论证为什么要每年回家看父母:“你算算看,就算你一年回一次国,一次平均回国20天,20天里面有10天呆在父母身边,而你父母还能活25年,那么其实你这一生,跟你父母总共能呆在一起的时间,也就是250天,也就是半年多啊!”这样的精确,多么让人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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